金代努力学习中原葬俗，为何却以火葬为主？

《点茶图》，北京石景山区金赵励墓壁画，首都博物馆藏

自古生离足感伤，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争教死别便相忘。

荒陂何处坟三尺，

老眼他乡泪数行。

这是金朝诗人秦略的代表作《悼亡》的前四句，元好问在《中州集》中选入13首秦略的诗，称赞说：“诗尚雕刻而不欲见斧凿痕，故颇有自得之趣，《悼亡》一诗，高出时辈，殆荆公（王安石）所谓‘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难’者耶？”

《悼亡》看似信手拈来，却沉痛苍凉，表达出诗人的心境，且呈现了金代重丧葬的世风。

金朝以孝治国，主动接受中原王朝“厚葬以明孝”的习俗。

从考古看，金代墓葬大致分三种风格，即东北地区、燕云地区、中原地区，各有特色。有学者认为，金中都（今北京）与金上京属同一类型，特点是石椁墓多、火葬多。

学者丁利娜在《北京地区金代石椁墓及火葬习俗再谈》中钩沉，北京共发现金代石椁墓40座（截至2020年），除帝陵区（今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的九龙山）19座，剩下21座中，仅3座是土葬，其余18座皆火葬。

此外，考古发现的金中都26座砖室墓中，24座是火葬；4座砖石混筑墓，均火葬；14座土坑墓，9座是火葬。比如1973年在先农坛附近育才中学内发现的土坑墓，葬具为石棺，棺内装骨灰。

在金代火葬墓中，墓主有平民，也有高官，可见不是土葬不起，才用火葬。古代中原对此颇反感，顾炎武便称“人之焚其亲，不孝之大者也”“惨虐之极，无复人道”。

令人好奇：既然金代努力学习中原葬俗，为何却以火葬为主？

早期祭祀名“烧饭”

金人早期以土葬为主，即“穿地埋之，以身衬土，无棺殓之具”。

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：“其亲友死，则以刀割额，血泪交下，谓之送血泪。死者埋之，而无棺椁。贵者生焚所宠奴婢、所乘鞍马以殉之。其祭祀饮食之物，尽焚之，谓之烧饭。”

宋代文惟简在《虏庭事实》中亦载：“（女真人）以小刀轻剺（音如犁，意为割）额上，血泪淋漓不止，更相拜慰。须臾则男女杂坐，饮酒舞弄，极其欢笑。”“女真贵人初亡之时，其亲戚、部曲、奴婢设牲牢、酒馔，以为祭奠，名为烧饭。”

文惟简是北宋神宗、哲宗时人，雕刻匠师，他和儿子文居安、文居用、文居礼在昌州大足（今属重庆）雕凿摩崖造像，是石篆山摩崖像最早的雕刻者。写《虏庭事实》的或是另一人，似被金人所虏，原书已佚，仅《说郛》中保留数则。

金人此葬俗可追溯到唐代，《旧唐书·靺鞨传》记：“死者穿地埋之，以身衬土，无棺敛之具，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。”靺鞨是女真的早期称呼。

在这些记录中，两点值得注意：

一是人殉和剺面：匈奴、回纥、突厥、鲜卑、契丹等皆有类似风俗，剺面与割腕近似，象征用自杀来殉葬，表达哀痛之情。

二是烧饭：即焚烧食物供逝者享用，契丹、蒙古等亦有此俗，类似中原地区的燔祭。元末叶子奇在《草木子》中说：“元朝人死，致祭曰烧饭。其大祭则烧马。”这可能是萨满的习俗。萨满崇拜火，或受此观念影响，渐至“金俗火葬，不尚棺椁”。

金人信奉实用主义

金人用火葬，除萨满的影响，可能也有佛教的影响。

辽代早期也信萨满，据《北史·契丹传》：“其（契丹人）俗与靺鞨同，好为寇盗，父母死而悲哭者，以为不壮，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，经三年后，乃收其骨而焚之。因酌酒而祝曰：‘冬月时，向阳食，若我射猎时，使我多得猪鹿。’”应是萨满的葬俗。

辽萧绰（即萧太后）和她的儿子辽圣宗始崇佛，辽兴宗时，“僧有正拜三公、三师兼政事令者，凡二十人”，辽道宗则“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，一日而祝发三千”，被讥为：“徒勤小惠，蔑计大本，尚足与论治哉？”忽必烈曾说：“辽以释废，金以儒亡。”

佛 教 盛 行 荼 毗（即 火葬），早期在僧人中流行，渐至民间。在北京，已发现40多座辽代火葬墓。

据《黑龙江逊克县胜利村金代墓葬发掘简报》，上京时期的金人多土葬，金海陵王迁都到北京后，火葬渐多，应是受辽代影响。不过，金朝皇帝未接受火葬。

金世宗在母亲贞懿皇后的影响下，少年时“颇信神仙浮图之事”，可他上位后，立刻转变态度，曾公开表示：“至于佛法，尤所未信。梁武帝为同泰寺奴，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，复加以三公之官，其惑深矣。”

金人在处理丧葬问题上，一直比较理性。

金旧俗，人死后，应杀乘马以祭。据《金史》记，天辅三年（1119年），完颜阿里合懑上谏太祖完颜阿骨打：“马者，甲兵之用，今四方未平，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，当禁止之。”此俗遂绝。阿里合懑意为“臂鹰人”，即驯鹰者，他是阿骨打的八叔。

为何特别重视丧葬？

一方面，金人本重骨肉情感。

完颜阿骨打时元旦宴会，阿骨打夫人便“以名马、弓矢、剑槊为献”，并说：“臣下有邪谄奸佞不忠不孝者，愿皇帝代上天以此剑此弓诛杀之。”已成标准仪式。金人将父子之情视为天地至理，应用到具体管理中。

另一方面，金人将孝道当成治国的根本方略。

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：“金虏本无宗庙，祭祀亦不修。自平辽之后，所用执政大臣多汉族人，往往说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，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。若七世之庙未修，四时之祭未举，有天下者何可不念？虏方开悟，遂筑室于内之东南隅，庙貌祀事虽具，制度极简略。迨亮徙燕，遂建巨阙于内，在之南千步廊之东，曰：太庙。”

为贯彻“以孝治国”的理念，金世宗模仿汉朝羽林军“皆通《孝经》”之例，也给护卫亲军发放《孝经》的女真语译本，到金章宗时，则“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”。

发放学习材料外，金世宗也树典型。

一次，金世宗打猎经过某地，听说一契丹家正妻有6子，妾有4子，正妻死后，妾让4子亦守墓三年，金世宗立刻奖了500贯，并让县官把钱堆在市集上，让大家都看到，再正式发给那4个孝子。

大定十三年（1173年），邓州民范三打死人，可处死了他，家中老人则无依靠。尚书省不知如何办理，金世宗化用《孝经》中句，表示“在丑不争（在丑，指同类）谓之孝”。范三被处死，其家人交官府赡养。

把简单的事搞复杂

为提倡孝道，金代加强法律建设。

比如至亲之仇，不可私和或隐忍，“祖父母、父母及夫，为人所杀，私和者，徒四年。虽不私和，知杀期以上亲，经三十日不告者，减二等，徒二年”。再如子女不可诅咒祖父母和父母，“入七曰不孝之条”，可判死刑；如长辈恰好得病，“从四曰恶逆，谋杀科之”，按谋杀罪处理。

金朝皇家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葬仪，高官想死，要走程序。学者龙小松在《冲突与融合——金代文化的变迁》中钩沉，基本流程如下：

问疾：重臣病倒后，朝廷遣使问疾，仆散忠义病重时，太监“抚问，相继于道”。

发丧：死后立刻上报朝廷。

奔丧：据《礼记》要求：“始闻亲丧，以哭答使者，尽哀，问故，又哭，尽哀。遂行，日行百里，不夜行。唯父母之丧，见星而行，见星而舍。若未得行，则成服而后行。”

护丧：朝廷派大员主持丧事。

吊丧：亲族前来祭拜，不来则送礼。

丧礼规格上，异常繁复。学者卜晓菲在《近代官员卒后待遇研究》中钩沉：有“临奠”，即皇帝或皇太子亲到丧主家祭奠，金朝共29名官员获此殊荣，仅海陵王时的张用直、蔡松年是汉人。有“辍朝”，金朝共31次，2次是渤海外戚，其余皆女真人。有“遣使致祭”，金朝共50次，汉人12次。有“给谥”，“职非三品不在议谥”，共105人，有破格得谥者；有“配享”，金朝共5位皇帝的臣子得配享，共39人；有“赙赠”，皇家给钱和礼物，三品以上官员才行，一品官占绝大多数。

名为重孝，实为亲贵内部分肥。

演出来的孝非真孝

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金朝本想推进孝道，结果却推广了繁文缛节。仅举三例，足可窥豹。

首先，盛行“归葬”。金人不论死在哪里，都要葬回祖坟，“随亲而葬”，如不能及时归葬，便先建“衣冠葬”“招魂葬”以待。学者陈和兵在《金朝归葬现象研究》中钩沉，陈规“卒于开封杞县圉城镇之寓舍……公卒之五年，河南平，有二十有二年，孤女志宁间关千里，躬负遗榇，始归葬稷山之阴宛康乡小宁村先茔之次”，22年才入土，成本太高。

其次，不论贵贱，都用有盖墓志。学者苗霖霖在《金代墓志撰写考察》中钩沉，长辈去世，长子有义务按请志、撰写、书写等程序，请他人撰写墓志，以墓主友人撰写最多。北朝时墓志等级化，三品以上才可用墓志，一品才能用有盖墓志，金朝无严格区分，平民也可用有盖墓志，多请当地官员写或亲自写。

其三，买地券风行。据学者宋德金《近代买地券考述》，买地券始于东汉前期，是一种冥器，即人造的阴间“地契”，表明墓穴是自己花钱买的，“故气邪精不得干扰，先有居者永避他处”，写法公式化，结尾一般是“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”。“如律令”是汉代诏书中常用语，意为按法律执行，买地券加上“五帝使者女青”，且“急急”，半通不通，只能吓唬鬼。古代买地券多用铅、锡、玉等，金人为省钱，只用石、砖、陶等。

完整的金朝葬礼极尽复杂，完全折腾下来，就真能实现“孝”吗？金朝皇族弑父杀兄、骨肉相残不罕见，演出来的孝绝非真孝。

清初曾流行火葬

传统士大夫反对火葬，金元之际，王恽便说：“今见中都风俗薄恶，于丧祭之礼有亟当纠正者，如父母之丧，例皆焚烧，以为当然。”

元代北京仍以火葬为主。元人熊梦祥在《析津志辑佚》中称：“城市人家不祠祖祢，但有丧孝，请僧诵经，喧鼓钹彻霄。买到棺木，不令人丧家，止于门檐下。候一二日即舁尸出，就檐下人棺。抬上丧车，即孝子扶辕，亲属友人挽送而去，至门外某寺中。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，一从丧夫烧毁。寺中亲戚饮酒食肉，尽礼而去。烧毕，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。孝子归家，一哭而止。”

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朱元璋令：“近世狃（音如纽，意为沿袭）元俗，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。伤恩败俗，莫此为甚，其禁止之。”并制定法律：“其从尊长遗言，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，杖一百，卑幼并减二等。”

朱元璋想移风易俗，却回到“表演大于实际”的老路上，火葬、土葬是不同文化，无高低之分，把推广孝道的希望寄托于此，毫无意义。朱元璋死后，他的儿子朱棣便造反了。

清初，火葬再度流行于北京。火葬本满洲风俗，朝鲜使节李民在《建州闻见录》中记，明朝时已“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。其时，子孙族类咸聚会，宰牛马，或哭或食，蒙白二三日除之”。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和顺治皇帝均是火葬。

不过，乾隆一上位，便令：“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，姑听不禁外，其余一概不许火化，倘有犯者，按律治罪。”火葬在北京再度陷入低谷。

（原标题：金中都为何火葬多？）

来源：北京晚报 作者 蔡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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